胡适1930年给北大的毕业生开了三个药方，其实今天也适用，即使你没念过大学：
   1.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。
   2.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兴趣。
   3.总得有一点信心。
   随后一位北大的毕业生给胡适写信道：“胡先生，你错了。我们毕业之后，就失业了！吃饭问题不能解决，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？职业找不到，哪能谈到业余？求了十几年的学，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，如何能有信心？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！”
   1930年是多么的遥远，但与当代大学毕业生的心声竟然如此雷同。两年后，胡先生给出了回应：

   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，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：“你得先自己反省，不可专责备别人，更不必责备社会。”你应该想想：“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，别人拿了有效，你拿了就无效呢？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？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？为什么同叫做’大学’他校的文凭有价值，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？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？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？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，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？“

   当年胡先生批评“五四”前后的各种主义：

   “目的热”而“方法盲”，迷信抽象名词，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。

   其实这就是“毕业就失业”的症结所在，但与“主义”无关。“目的热”而“方法盲”，迷信文凭，把学历用作蒙蔽能力，停止专研的绝对真理。多少家长迷信于文凭，认为孩子拿了文凭就衣食无忧了？社会、企业不只问虚名，但不问虚名的成本太高，所以只能迷信下去了。1930年的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都存在“毕业就失业”的问题，当下的文凭价值几何？“混学历”看来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，民国虽亡但这个传统却延续至今。胡先生在1932年说：

   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，应该要自己反省：”社会需要的是人才，是本事，是学问，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，有没有本领？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，拥护敷衍的教员，打倒严格的教员，旷课，闹考，带夹带，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。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，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，原来只是一张废纸。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支饭碗，分得几个钟点，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，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。打不破’铁饭碗’不是父兄的势力，不是阔校长的荐书，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，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。能够如此，才是反省。能够如此反省，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。”

   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建设，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，供不应求。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之后，乡镇企业、民营企业家们并不具备这个能力或力不从心，跨国企业也因为文化差异导致能力有限，所以大学的“混出来学历”便是就业的保障。因为招募人才是需要成本的，而学历恰恰是一个“零知识认证”，可以让不可能专精全部岗位的HR去辨识受聘者能力的一把钥匙。殊不知，学历是混出来的，日后工作会耐劳勤勉？周而复始，恶性循环。投机取巧、旁门左道的浮躁之风日上，各行各业均受其害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院校也在此列。如此一来，即便是为了获取学历苦读出来的课程，又有多少是有用处的东西呢？墨子曰：

   “故，小故，有之不必然，无之必不然。体也，若有端。大故，有之必无然，若见之成见也。”

   现在教育界喊出来的：素质、平等、方法……就如同“五四”前后丛生的各种主义一样，实为“目的热”而“方法盲”，并不可能从本质上解决教育问题，更无法遏制社会浮躁的风气。当然，这是从胡先生的理想主义角度出发所得到的观点。从产品角度出发，也许现在的“浮躁”也是有存在的必要性。长城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也绝不可能一天就被孟姜女哭倒。但这个1.0的产品究竟要延用多久？何时重构？这就要看咱们国家级“产品总监”的决心和能力了，自从知识分子成了“臭老九”，可谓世风日下，真正研究学问的人不多了。想让学术涅槃，仅凭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。